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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生活感悟】思维最大的敌人是结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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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简化的思维过程

思维是什么?我们都有一个大脑,经由大脑去思考很多事物,去推论、推理,最后下判断,就是思维。

儒家思想影响我们甚巨,而儒家的主张,如孔子的哲学,常常是一种结论式的原则。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是一个结论,是可以奉为教条的格言,听了之后不必做太多的思考,照着做就可以了。

希腊哲学则恰好相反,把推理的过程、思辨的过程,视为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环。我们读柏拉图的《对话录》,在《飨宴篇》里面就针对一个主题:Eros(译为“爱”或“爱乐斯”,即所谓“柏拉图式的爱”),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——发言的有医生有戏剧家、有诗人,各自提出对Eros的解释。

是否会有结论?柏拉图反而不太关心。

如果你习惯阅读儒家哲学的话,读希腊哲学会有一些不耐烦,因为你会觉得,怎么读了好几页还没有结论出现?在儒家文化强烈的影响下,台湾不会有哲学家,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善于思辨,也很少有机会思辨。

当一个社会里面出现很多不同且极端的意见和看法时,就是思辨产生的时机。例如兰屿设立核能废料储存场,两种结论性的答案——对或者不对——是两个极端,中间才是思辨的空间。我们很少与人进行思辨只是急着发表结论,当对方的结论和自己不一样时,就是举拳头决定了。

在儒家的文化中,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,都把荒谬情境的思维过程省略了。他们觉得:“我负责思考,思考出最后的结论后,告诉你,你照做就好。”孔子有七十二个弟子,这七十二个弟子应该就是最遵守他戒命的人。

思维最大的敌人

可是他们是最好的学生吗?不一定。我常常会觉得,当我站在讲台上,碰到一个对抗的声音、对立的声音、怀疑的声音时,我会很珍惜这个声音。因为这个声音非常不容易,他同时在帮助我,使这个带着权威和暴力、站在讲台上的角色多一点弹性,不是单向指令的下达。

当我站在台上授课或是演讲时,有麦克风、有桌子、有舞台,我的语言就已经具有“暴力性”。所以我会经常检查自己讲话的意识形态,并思考要如何让讲出来的话不会变成“耶和华的指令”,而让底下的学生或是听众可以与我一起思辨问题。

这么做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响应,有些学生反而会觉得累,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问题会得到一个答案。老师直接给答案,是更方便、更简单的做法。

有一个老师,他服务于台湾南部的专科学校,他告诉我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,在学生的月考考卷上,出现了一道选择题,题目是:台湾的民族英雄是:(1)邱逢甲(2)邱逢乙(3)邱逢丙(4)邱逢丁。

教育的思维模式怎么会变得如此简单?在这么简单的思维模式中,学生即使选对了邱逢甲,意义又何在?思维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结论吧!任何一种结论,来得太快的时,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。

结论让思维失去意义

从极端的两边向中间靠近,就是黑格尔说的“正反合”,正与反是两极,你提出一个最右边的看法,我提出一个最左边的看法,最后两者相合。

正反合是一种辩证法,从希腊的逻辑学慢慢演化出来,是我们的教育中非常缺乏的一种训练。当前的教育仍是以考试为导向,而试题上是非题、选择题愈来愈多,学生不需要思辨,整个教育系统也没有耐心让一个受教育的人不立刻下结论。

所有的考试都是立刻要有结论的。可是这个结论本身没有任何意义,就像前面讲的,邱逢甲到邱逢丁,没有意义,没有思辨的过程。

思辨的过程是什么?就是一个人在做周密的思考前,不会立刻下结论,他会从各种角度探讨,再从推论的过程中,整理出自己的想法跟看法。

相较于儒家的结论式教条,庄子提供了较多的思辨可能。庄子是一个喜欢玩的人;喜欢玩的人,思辨能力都比较强。所以现在西方教育常常要儿童在游戏里学习,因为游戏本身就是思辨的。

解开九连环是一个游戏,游戏的过程非常让人着迷,最快乐的不在最后解开的时刻,而在思辨怎么解开的过程里面。这种让小孩在玩游戏的过程里,培养思辨能力的教育方式,也是我们所缺乏的。

给孩子结论不见得不好,可是当结论太过急迫的时候,这个结论就失去了意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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